何以笙箫默?从三位艺术家的离去,说说古典表演的式微

发布时间:2018-10-11 15:18:47 来源:澎湃新闻
      九月,北望京都,秋叶静美。常宝华单田芳朱旭三位先后作古。密集的讣告,奔涌的哀思,绵长的祭文,笙箫皆默,遗韵悠然。对相声、评书和话剧而言,一代名家竞相逝去,再度提醒我们,古典时代正渐行渐远。
      人们感叹:一,大师是用来告别的。随着70后一代渐入中年,仿佛越来越习惯告别,尤其是从小耳濡目染的名字,正是每一次的失去,倒逼着我们去重温大师以及所代表艺术的价值,他们带着各自的传奇和绝活,一去不返;二,经典是不可复制的。一招一式间的精致,嬉笑怒骂后的风雅,那些教科书般的表演,塑造了我们对剧场艺术的一生记忆,由此构成的经典想象远超剧场,衍生为对童年、乡愁和族群的认同,成为终生无法摆脱的结;三,舞台是需要有标杆的。无论何时,人的精神消费是超越世俗的,对艺术的敬仰需要神的引领。风华绝代的艺术家永远是稀缺的,在做戏和为人方面,他们是众神之子,具有艺术和道德等多重示范意义,万古长空,一朝风月。
      不可否认,借改革开放带来的文艺复苏,上世纪80、90年代堪称舞台艺术的鼎盛时代。那时,剧场是话剧、评书和相声的天堂。所谓古典,用北京人艺的话来说,就是信奉“戏比天大”,讲究“人神合一”,追求“体验生活”,老艺术家们终身践行现实主义的表演美学,即浓厚的生活基础,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忧患的家国意识。人们追忆“老爷子”朱旭的“无痕迹表演”、“沙哑嗓”单田芳平爆兼收的幽默、“大蔓儿”常宝华的常氏相声清脆味,都离不开那个时代语境。
      话剧戏曲,曲艺相声和评书,作为市民社会的产物,伴随着城市文化勃兴,形成了舞台的古典审美传统,包括:以程式为中心的表演流派、以世家为特征的艺术传承和以场域为辐射的观演空间。

      如今,经典不再,最无奈的是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宿命,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,舞台艺术面临的种种外部挑战:艺术风格流派丧失或者趋同带来的表演退化、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带来的传承断裂、城市动迁改变市井文化导致的观众流失。大师作古,最可惜的是,我们再也看不到的风华绝代,老艺术家们的表演,传递着民族审美,打通着民间情感,连结着地域文化,每每回首黄金年代,总是令人唏嘘不已。


朱旭 视觉中国 资料图


      流派之神:“老戏骨”少而弥坚
      “会演戏的演人,不会演戏的演戏”。朱旭始终将这两句话作为自己从艺的座右铭。出自话剧大师洪深的名言,多次被人引用,赞美朱旭近似“出神入化”的演技。如今的人们往往都是通过电影和电视领教“老戏骨”的厉害的,朱旭的《变脸》、《心香》和《末代皇帝》把一个个老爷子的形象,演绎得入木三分。其实,他长达60年的艺术生涯中,一大半是在舞台度过的。他的表演风格的形成,离不开北京人艺传统的深厚积淀。
      北京人艺对中国话剧舞台影响深远。1958年3月29日,北京人艺《茶馆》首演,焦菊隐先生所确立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,作为“北京人艺演艺学派”的核心理念,为古典表演树立了标杆。焦菊隐认为,“具体而鲜明的外在形象,富有语言性的行动,诗意”是舞台三要素,不可一览无余,没有诗意。这三个要素,都和演员有关。
      人们为朱旭在话剧《哗变》中无声的表演所叹服,其实,“没有表演的表演”是北京人艺舞台表演艺术的精髓。那个年代,艺术家信奉“身体即传统”。全能的身体,身体即创造,“舞台上没有不能表演的东西”(林兆华)。1982年,谢添执导电影《茶馆》里,朱旭饰演一龙套,戏份少到只有一句台词,一个具有正义感的茶客,但仅有一句话,也能手术刀般刻划出角色的性格,小枝小节尽见功力。 
      每次看“老戏骨”的表演,都是一种仰视。因为,那种刻骨的表演,是高可不攀的山峰。演员创造了舞台表演的经典程式,举手投足,人物形象都入木三分。那个年代,那是一个真正属于舞台的时代,大批话剧艺人都经过正统的科班训练,他们的表演,争奇斗艳,含蓄透着风骨,张扬不乏婉转。于是之、郑榕、蓝天野、英若诚、童超、胡宗温、黄宗洛,林连昆,牛星丽……每一句台词,每一个动作,每一个场景,都是刻意经营的范本。在今天看来,简直是舞台奇观。
      古典美讲究程式。经典的不可复制性,从技术上说,是表演观念上的差异。当年,在以舞台为中心的美学法则下,老艺术家的表演,几乎是意象式的聚焦,他们接着了旧都的地气,反复体验生活,甚至借鉴了戏曲技巧,传袭了帝京神韵,对小市民的描摹刻划,达到了神的境界。而今天,以镜头为核心的时代,无可避免地使演员的表演法则,发生重大改变,不求神似,但求形似,甚至连形似都不要,只要颜值。
      如今的舞台,恐怕很少讲风格了,人们不明白何谓演技,分不清为何流派,一部《人民的名义》红了吴刚和张志坚,才发现这些老戏骨都是源自人艺的底子,所谓成就全在舞台,成全却靠影视。

      送别老爷子,是对古典舞台的祭奠。逝者只活在我们身上(让·端木松语)。怀念不如相见,珍惜还在台上的每一位老艺术家,他们的表演深入骨髓,是沧海遗珠,大漠孤泉。


常宝华 资料图


      世家凋零:传承基因何所依
      “创作不到点儿,表演不起眼儿,混了大半辈儿,弄个半熟脸儿。”晚年登台时,常宝华常拿这句话总结自己的舞台生涯,说将来百年之后,希望把这几句话刻在自己的墓碑上,作为墓志铭。
      在相声界,常家与侯家、马家被称作“中国三大相声世家”。相声家族传袭,不如梨园行久远,京剧世家最多有六七代,相声世家传至四代已属罕见。比起侯宝林和马三立,常氏家族的艺术成就不算巅峰,但常氏相声艺术传续却最久,一门四代,出了12位相声演员。
      在常连安的儿孙们中,四子常宝华不是最有天赋的。但他和侄子常贵田合作的《“帽子”工厂》,与姜昆、李文华创演的《如此照相》当年轰动一时,叔侄相声档也成为世家传续的佳话。晚年,他投身相声事业,多提携后辈,界内威望很高,这一切离不开相声家族的熏陶。
      世家,对于曲艺至关重要。首先,中国戏曲和曲艺的生产方式依旧是古典式的,自古口传心授,依赖肉体传承,家族有天然的传承基因;其次,传统家族信奉多子多福,治家有方,教子甚严,训子成才,在传、帮、带方面,自有一套成熟办法,比起非血缘关系的拜师学艺,更有文化自觉。          第三,世家在继承传统,开拓创新上,有特殊的引领责任,精神气质上敢于作为和担当。1961年,常连安率常氏祖孙三代举办相声专场,开创一个家族的相声大会,至今已成传统,更是业界绝响。
      怀念侯宝林,他带观众入“大雅”之堂。他的相声讲究文辞之雅,语言之美,紧扣新旧社会转型的矛盾,化丑为美,表演形神兼备,以形写神,意高味浓的学,清新华丽的唱,守传统中出新,独领舞台风骚。目前,侯耀文后,侯门第三代仅有侯震一人在从事相声行业。
      怀念马三立,他带观众进“大俗”之境。他的艺术尽显朴拙本色,常寄寓荒诞中,描摹小人物的卑微情怀,擅自我嘲讽中,刻划底层市民的渺小灵魂。他的单口堪称精品,性格化的表演把每个人物活脱脱演成独一无二的“那一个”。如今,马志明后,马家第三代尚有马六甲、马小川在从事相声。
      怀念常宝华,他带观众看“大家”之风。常氏相声世家开创的“启明茶社”,堪称中国相声大本营,半世纪里,有60多位相声艺人在此献艺,倡导“文明相声”,提升相声的品与格,常老先生坚守家族传统,培养新人,常氏第四代中,已有常远、常亮和杨凯等新人传续。

      总体上,相声世家已成珍稀,直系传人日渐凋零,毕竟,舞台往日的辉煌不复存在。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曾指出,在机械复制的时代,低级趣味的大众审美会破坏更高层次的审美品味。从这个角度说,相声越往前走,我们越是怀念世家,相声永远是口口相传的讲故事,这种古典的表演中,有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,对原始讲故事的“不可复制方式”的深深致敬。


单田芳 视觉中国 资料图


      场域消散:市井土壤不复存
      单田芳、刘兰芳和袁阔成,作为评书的三面旗帜,是儿时收听广播的理由。上世纪80年代,全国共有400家电台开辟了“单田芳评书”专场,每天约有1.2亿人听他说评书,一时,“凡有井水处,皆听单田芳”。而如今,儿子却问我,单田芳是谁?
      评书的勃兴,早年和书场的繁荣辰齿相依。单田芳说,“乱世求生,就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。”乱世指动荡不安的社会时代,也指四处飘浮泊的演出境遇。北方评书,南方弹词,上世纪30年代,伴随着城市文化的兴起,曾经风靡一时,在上海是仅次于电影的第二大娱乐项目,至四五十年代,最多时上海有近600家书场。7年前,上海市中心唯一尚存的雅庐书场,告别了91年的历史,从顺昌路拆迁离去。如今,九零后的一代已经不知“书场”为何物了,在江浙沪一带仅存的书场里,听客都已年过古稀。偶见,评弹艺人被请进了酒楼宾馆,大堂内开设雅座,成为酒宴助兴的盆景。
      评书、戏曲和滑稽,这些根植民间的表演艺术,如今都面临被连根拔起的困境,在城市向现代化狂奔的路上,被撞得人仰马翻。美国建筑学家刘易斯·芒福德比喻,城市是一座舞台,是社会活动的剧场。以上海为例,古典艺术的没落和弄堂文化的消逝是成正比的,这里面是城市文化的变迁所致。作为移民的大码头,1843年以来,上海包容吸纳了数百万的国内外移民,这些移民带来了自己的乡土文化,形成了固定的观众群落和观演空间。1949年以前,占纺织女工一半以上的苏北女工并不看越剧,基本只看家乡的淮剧和扬剧。以中国戏院为代表的苏北淮剧剧场,表演者和观看者皆为苏北籍移民,他们有共同的祖辈,共同的生活史记忆和最初家园的想象,他们从剧场所构建的情境中,感受着家园和乡愁,稳固了族群意识,剧场是观演场所,也是社交空间。如今,随着城市更新,居民动迁,观众换代,老剧场的空间消失,地方戏的根基终被破坏。这是剧种的生命场域,依以生存的市井文化消散了。正如,滑稽戏的孕育离不开“72家房客式”的传统里弄人家的生活方式;沪剧的传播离不开沪语作为城市地方母语文化的坚实传承;评书的繁荣离不开茶楼、老虎灶这类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存在一样。场域,就是剧种赖以生存的市井文化土壤。
      不由又想起复排的《茶馆》,对市井生活形态的雕琢。为展现旧京风俗,新版《茶馆》在台上铺陈了许多民俗符号,原来8张桌子三面墙的经典格局,被开放的茶棚、店铺和街道所取代,大幕两边都搭起了当铺和雅座。各种老北京的叫卖声,拉洋车、剃头挑子、卖烤白薯的,在台上卖力穿梭。其实,老舍为我们营造的《茶馆》,民俗符号是融入演员角色之中,通过言谈举止体现是活的载体,给人文化上的视听满足,是天然物化。而实景堆砌,则是刻意营造,犹如《清明上河图》般庞杂,淹没了人物。《茶馆》在文学价值上最迷人的地方,就是东方艺术特有的意境:蓄势待发,含而不露。老舍笔下那种“3幕戏50年”的大写意。“透过茶馆看中国,一句话说世界”的机巧,恰恰是根植于市井文化的真谛,镇定自若,却又深刻入味。
      茶馆,象征着市井车马;书场代表了吴侬软语。真正告别的不是老艺术家,而是他们身上所代表的传统文化。一桌二椅,断垣残壁,其中蕴藏的原乡记忆和古典审美,我们作为城市的外来者,当深深致敬。




责任编辑:程娱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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