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澜:有权利去尝试失败,也是一种自由

发布时间:2018-07-20 11:33:06 来源:新京报

  杨澜

  1968年3月生于北京。媒体人、传媒企业家、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。1990年至1994年担任中央电视台《正大综艺》节目主持人;之后加盟香港凤凰卫视,开创《杨澜访谈录》;1999年创办阳光媒体集团。

  出生于1968年的杨澜,几乎每一步都踩在时代变革的节点上。1986年,在国内“走出去”的热潮之下,她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,希望在国际贸易或文化交流领域找到发展机会。然而1990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社会招聘,让非播音专业出身的杨澜一下踩进了媒体行业,争取到主持《正大综艺》的机会,并在1994年成为中国首届“金话筒”奖得主。

  正在事业风生水起之时,杨澜却选择逆流而上,1994年她毅然离开央视的“铁饭碗”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,并在1998年推出中国首档深度高端访谈节目《杨澜访谈录》。这档节目至今已访问过全球近千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的精英翘楚。杨澜同样也是中国较早的文化企业创业者之一。1999年她与丈夫吴征创办了阳光媒体集团控股有限公司。

  在杨澜看来,无论是《杨澜访谈录》的诞生,还是阳光媒体集团的建立与发展,每一次开创性的尝试,都离不开改革开放后,时代给予个体的无限可能性,“在这个环境下,虽然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成功,但你开始有权利去尝试失败。这也是一种自由。”


  思想启蒙

  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打开青春视野

  杨澜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,父母为其起名为“澜”,意在希望她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,在社会中能够自强、自立。那时年轻人最好的出路就是考大学,所以整个中小学时期,杨澜和同龄人一样,努力学习,连周末都是泡在题海里。

  中学时,杨澜看的大部分书籍是靠同学之间互相传阅,有时遇到喜欢的书,大家不惜手抄珍藏。那时北京建立了现代大型图书馆,从前可望而不可即的、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,能够轻而易举地被借阅。杨澜曾囫囵吞枣地拼命啃读国外社科类书籍和人物传记,并和同学们展开小组讨论。从萨特、尼采、歌德、笛卡尔、弗洛伊德,到著名记者法拉奇、沃尔特·克朗凯特的采访著作。杨澜说,那时讨论人生和世界的存在意义和价值,是年轻人之间最流行的沟通方式。

  其中,对杨澜影响最大的是罗曼·罗兰所著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这本由傅雷翻译,在改革开放前曾经作为个人主义作品被批判的书籍,在上世纪80年代被重新翻译、出版,冲击了一代年轻人的思想。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生命的可能性,看到人对于真理、对于爱的追求,竟然如此如火如荼。“正是这些书,让我对青春有了完全不同的视野和想象。”

与赵忠祥共同主持《正大综艺》。

杨澜与赵忠祥、倪萍一起主持春晚。

杨澜留学存照。

  投身媒体

  电视媒体黄金时期的幸运儿

  杨澜曾将心理学填为自己的高考志愿。然而当时父母却认为心理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才有的社会现象,中国远没发展到那个阶段,人们能吃饱饭就很满足了。谁会去找心理医生呢?但是父亲同时也给了她一个很好的建议,他说中国正在改革开放,所以学好一门外语会很有用,最终英美语言和文学成为杨澜大学主修的科目。当时的大学生仍是择校不择业,毕业后大多按照国家分配进入机关或机构。

  没想到四年后,国家第一次不包大学生分配了。即将毕业的杨澜,虽然十分幸运地考上了北京第一家五星级中外合资酒店,但中央电视台的首次社会招聘却为杨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。

  改革开放后的电视媒体是最大的新兴产业之一,以往主持人都是从播音专业定向输送,但社会氛围的松动,让拘谨、死板的主持腔不再能满足公众需求。当央视导演辛少英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人时便开门见山地说,央视急需纯情的“新面孔”。

  当时杨澜被系里推荐去面试,但自我介绍后她便耿直地发问,“为什么电视台找女主持人就要纯情型的?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业女性形象!”正是这句慷慨直言,让杨澜获得了央视的入场券。经过七轮面试,1990年,她成了央视《正大综艺》节目的主持人之一。

  90年代初,电视机已成为80%中国家庭的必备家用电器。在杨澜做电视主持人的前四年,《正大综艺》的平均收视率高达20%-30%。这是十分惊人的数字。杨澜始终认为,自己幸运地在中国电视媒体进入黄金时期时,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个行业,无疑与改革开放后的自主择业密切相关,“虽然当时的大学生们曾一度惶恐,连如何写简历都搞不清楚,但这种挑战也给了我们很多机会,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年轻人在人生选择途径上,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开阔。”在此之后,外语系的学生开始受到各电视台的青睐,许戈辉、鲁豫、何炅等优秀人才陆续被央视和全国各卫视挖掘。

《杨澜访谈录》采访美国政要老布什。

《杨澜访谈录》采访比尔·盖茨和巴菲特。

  转身创业

  不管愿不愿意,时代逼着你改变

  1994年到1996年赴美留学期间,杨澜受到美国《60分钟》等电视节目的影响,她开始意识到,在社会经济进步的同时,人的改变、观念的改变或许更加深刻。媒体可以通过记录个人命运和思想的改变来记录时代,并让国人打开眼界,了解世界的进展和决策背后的人。于是1998年从美国毕业归来的杨澜选择进入凤凰卫视,“那时凤凰卫视引潮流之先,给华人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媒体环境。”随即杨澜创办了杨澜工作室(后更名《杨澜访谈录》),成为继敬一丹之后,第二个以个人名字命名节目的主持人,也是国内首档高端访谈节目。从几十位国家元首,到数百位世界级学者、艺术家、商界精英、体育名人,杨澜试图通过媒体来见证时代的改变,也努力改变世界对中国媒体的刻板印象。

  千禧年前夕,互联网经济迎来第一个高峰。年轻气盛的杨澜为了更大的施展空间,做出品质上乘的历史、文化节目,她与丈夫吴征决定创办自己的文化企业品牌“阳光媒体集团”。杨澜开玩笑说,这是想喝一杯牛奶,却办了一家奶牛厂的典型。“改革开放后,整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一种可能性。媒体改革方面我们成为吃螃蟹的人,这其中有巨大的不确定性,但人们对于文化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,进而也转化为文化企业的成长动力。创业初始,我是为了做文化不得不做企业,但慢慢认识到,做一家文化企业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文化,是构建新的文化机制的一部分。”

申办2022年冬奥会时,杨澜作陈述。

2008年奥运会申奥团合影。

  结缘奥运

  三次申奥展现了国人自信增强

  1993年,在改革开放进入第15个年头的时候,杨澜参与了中国第一次奥运会申办。那年让很多人倍感挫败,北京最终以2票之差与奥运会主办权失之交臂。次年,杨澜辞去在央视的职务,决定出国看看。“我认识到自己还是井底之蛙。”

  2001年,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23个年头,杨澜再次参与了2008年申奥。在莫斯科作申奥陈述前,杨澜向申奥代表团领导申请,想在陈述词里加一段话。“马可·波罗在临终时人们问他,关于东方那个美丽国度的故事,到底是不是真的?马可·波罗回答,我告诉你的还不及我看到的一半。”杨澜想用这段话代表当时的中国,向世界发出邀请。“当时距离上一次申奥已经过去8年,中国社会发展非常迅速,我们急于让世界了解我们,让大家来看看中国。”

  2015年,杨澜参与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申办,也成为唯一一位两次代表北京作申奥陈述的人。这一次,她是以企业家的身份,负责讲述中国在奥运市场运营方面的能力。彼时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第37个年头,杨澜不仅感受到30余年间,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,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姿态转变。“经济发展、文化开放,带动了国人自信。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,我们难免有些自卑,有些不甘,迫切地想要去了解世界;之后又痛感世界对中国了解的片面性,希望国际社会听到中国的故事。那么如今,我们已经开始试图推动世界的发展,希望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。这或许就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和中国人身上发生的最深刻的改变。”

  倒带40年

  1 改革开放后,哪部文艺作品对你影响很大?

  杨澜:小时候看过一部话剧叫《于无声处》,从台词到各方面的设计都非常大胆,很具有突破性。当时也从海外引进了一些电视剧,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《血疑》等。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著作,我看得津津有味。一个女记者有如此的洞见和深刻的分析能力,她犀利的采访方式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。还有沃尔特·克朗凯特报道的人类登月、越战等,他们让我感受到传媒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。

  2 什么事情让你意识到,改革开放真正影响到生活和家庭?

  杨澜: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中国开始恢复高考。从家长到学校都明确向我们传达一个理念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为了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,大家都非常刻苦学习,因为当时高考的入学率全国平均下来只有10%左右。

  3 在你所在的领域,哪一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创了先河的人?

  杨澜:原中央电视台的陈汉元先生,从《话说长江》开始,很多影响当时年轻人思维方式的大型纪录片都出自他手。他给我们带来了人文关切的同时,又有深度的思考和开阔的视野。这种通过电视传达出来的人文主义熏陶,对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启蒙,也让我对做传媒这一行有了一种崇敬感。

  4 改革开放之后,家里买到的第一件以前买不到的东西是什么?

  杨澜: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。晚上邻居们都拿着小板凳到我们家来看电视。当时很少有普通人家能够买得起彩色电视,有一天我妈妈买了一张透明的,但有着红蓝绿三种颜色的塑料贴片。黑白电视机贴上三色贴片就成了彩色电视。一张人脸有三种颜色,还蛮搞笑的。

  5 从媒体人到创业者,你希望子承母业吗?

  杨澜: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经验就是要让每个人去寻找和创造自身价值,同时也为社会进步做贡献。所以我会尊重孩子们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追求,甚至他们试错的权利。我特别鼓励他们去追求梦想,哪怕这个梦想在某一些阶段显得非常不实用,.让他们勇敢地探索世界,认知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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