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田芳:我这一辈子,不说书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

发布时间:2018-09-12 09:36:14 来源:新京报 责任编辑:新京报

  单田芳(左)与师父李庆海。


  改革开放后每天收听单田芳评书的观众超过1亿人次。

  惊堂木一拍,白纸扇一抖:“咱们言归正传!”

  人们熟悉单田芳那略带沙哑的嗓音: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”分解了几十年,2011年年初他出版了自传《言归正传》,讲述自己的故事。新京报记者在该书出版前曾和单田芳有过一次深度采访,那年老爷子76岁,在他北京的家中缓缓开腔,感慨万千。

  曾想当医生结果继承家业说评书

  我家是世家,从爷爷辈到父辈,都是搞曲艺的,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。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,这是我亲眼目睹的,“下九流”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,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,确实心酸。

  我生在天津,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。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,我母亲唱大鼓,父亲是弦师,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——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,说完一段书,拿个小笸箩,下去给人敛钱。一段书三分钱,“捧场了捧场了”,就这么喊。人家爱给就给,不给钱也没辙。当时我心里觉着,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,我可不愿干这个。

 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,想的是念书考学。1953年高中毕业,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。我想当医生,穿个白大褂,戴个听诊器,往屋里一坐,多绅士啊,起码不受风吹日晒。可是赶上得场大病,上不成学了。家里人说,你还是学评书吧。

  虽然我那会儿不会说评书,对这门艺术也不感兴趣,可是因为家里的熏陶,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说书的,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艺的,说评书的、唱大鼓的、说相声的,他们每相聚在一起,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,我妈也在不断地学习,她怕学到的东西忘了,就叫我做记录,尽管我那时不会说书,但做的记录太多了,像《隋唐演义》《大明英烈》《五虎平西》《呼杨和兵》《三侠五义》等书,都做过详细记录,那会儿年轻,脑子好使,听一遍就忘不了,虽然我那时还没有说书,但满肚子都是书。

  第二年,我就拜了李庆海为师,并和师父去了营口演出。按辈分我师父是庆字辈的,我应该是田字辈的,从此单传忠改名叫单田芳。我就开始每天跟在老师身边认真听他说《小五义》,他在台上说,我在台下记录,到了晚上师父开始给我上课,教给我说评书的要领,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艺。

  评书其实就是口头作文,有很多不合乎语法的口语化表达,包括歇后语、家乡话。我们都是提前打好腹稿,词儿很多是临场发挥。

  如果我没记错,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,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,到了1957年,我已经成小红人了。

  四海为家苦漂泊,44岁重返舞台

  刚解放那会儿,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,也有了社会地位,打心眼里高兴。走合作化道路,成立人民公社,我在辽宁鞍山定居,说书也算小有名气,不觉得这行低贱了。这辈子两次新生,全国解放算头一回。

  要说第二次新生,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,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,成为“现行反革命”,被下放到了农村。

  从小生长在城市,我是苗草不分,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。而且我下放那地方,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,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。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,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,是毛粮,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,哪够吃?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,咱是外来户,戴着“帽子”下来的,人生地不熟,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。

 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,满腹委屈无处申诉。为了糊口,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,坚持了四年,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。我心想这样下去,非死在这儿不可。与其等死,不如铤而走险。

  我就跑了。

 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,当时吃饭要粮票,住宿要介绍信,到处都有民兵,天罗地网,你能跑到哪里去?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,就在外头漂流。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,好多地方。为了维持生活,我跟别人学会制作一种手工艺品,叫“水泡花”,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,叫我女儿去卖。人家一看,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,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,就都来买。除掉工本,一瓶能挣几分钱。积少成多,攒到几块了,就能买粮吃。苞米面一斤三块钱,那也得买,也得活着。

 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,做梦也没想到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,落实政策,平反冤假错案。听到这消息的时候,我还在外边漂着呢,是有朋友告诉我,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,有说理的地方了。我心想“平反昭雪”这词,古书里边有,现如今不可能。朋友说不骗你,党中央给做主了。

  1978年,我恢复名誉,恢复公职,迁回城市,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——共计八千多块钱。那年,我44岁,重返舞台。

  嗓子动了三次手术,满嘴都是假牙

  要说我这嗓子,也是在那会儿落下的毛病。因为落实政策的事,一直迟迟不能解决。着急上火,我的嗓子出了问题,几乎说不出话来,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药也不见功效,右耳朵也聋得不行。后来,又忙着恢复茶社,成立新的书曲队,着急上火嗓子坏了,耳朵聋了。动了三次手术,我的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。

  “文革”的时候,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后,牙就疼,从来没有间断过,开始戴牙套演出,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,得适应很长时间,刚合适了,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,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,作为一个评书演员,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,牙出了毛病,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。到了1984年,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,换了一口假牙。

  俗话说,牙疼不算病,疼起来真要命,这些年来,我一直跟我的满口牙做斗争,总是忍着牙疼,说书录书,或到各地去演出,满口假牙安好之后,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。你想,满口塑料嵌在牙床子上,那是一种什么滋味?我总觉得满嘴里都是牙,连舌头都没有地方待了。大夫给我打麻醉针、镇痛剂,我是镇痛片不离手,有时候疼得连觉都睡不着。我还清楚地记得,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,我的上牙龈肿了,还化了脓,长了好几个脓包,不敢吃饭,甚至连热水都不敢喝,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,我只好忍痛坚持,在我临上场前,让我的同事找一根大针,叫他把我上牙龈的脓包全挑开,找点药棉花和纱布往外挤脓,同事们下不了手,我就找来一面镜子,忍着痛自己挑,挑破之后,往外挤脓,当血水淌净了之后,就不那么疼了,然后我又戴上假牙,坚持去演出,演出结束后,我头痛欲裂,只好到医院去打镇痛剂。即使这种情况,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。

  日均一亿观众收听全在自家录制

  说书这行当,到改革开放以后,又是新局面。书还叫评书,说法不一样了。我的理解,在茶社里说书,面对观众,有随意性,随便动弹动弹,说点车轱辘话,说完一段抽根烟,都没关系。电台不行,电台要求简洁明快,没有观众。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,要求更严格。

  开始不适应,录音的时候,面对麦克风,空无一人,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,怎么整呢?我想了一个办法: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,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,还有俩监听的,还有个主任,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,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一想,就拿他们当观众,他们也是人,我在里边说,看外边他们的表情。我一抖包袱,他们龇牙一乐,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。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,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,没把他们说住,我得注意了。

 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,书录得更勤快了。开始是到北京电台去录,后来我自己办公司,租用录音室,一来费用较高,第二个,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,有时候堵车,急死也过不去。我一看,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,就是墙上贴隔音板,地上铺地毯,麦克风买好点的,门加厚点关上,我在家也能录。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,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。睡不着啊,工作积压在一起,全国四百多家电台,都有“单田芳书场”,每天超过一亿听众,我得供上人家播啊。早起来满天星斗,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,看一遍闭上眼睛,这故事怎么回事,哪是重点哪该删掉,心里都有了数,打开机器就录。

  这些年下来,要说哪儿是家,真是个难题。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,公司事业也在北京,在北京工作16年了,北京就是我家呗。北京郊区,尤其怀柔那边,可玩的地方太多了,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,哪儿也不如北京好。

  可人老了,就常想念老家。我76岁,也忙不了几年了,心里想着,最后还是得回家。我从鞍山出来,老家熟人多,亲戚多,没事串个门,叙叙旧。北京当然也有好多朋友,可有几个人是打伪满洲国那会儿过来的?讲起过去的事儿,还是找东北那些老人。

  这辈子最崇拜英雄感叹人生就是熬

  我要是不说书了,真不知道干什么去。评书是传统艺术,后继有没有人,是个问题。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,其实并非如此。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,那些小县城里,说书人很多,只是还没什么名气。现在都讲究品牌,电台、电视台也一样,放单田芳的评书,听的人多,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。

  最近两年我倡导“红色评书”,想的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、建党九十年,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,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。这想法出来,好多人都支持,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,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。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,给我讲她的经历,讲她的父亲,我很受感动。关于贺龙的书很多,我翻了很多,整理出来,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,录了三百集《贺龙全传》。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,一直到受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,都录下来了。

  从《三国》《隋唐》《大明英烈》,一直说到红色经典,书里有这么多英雄,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?这一辈子下来,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,扶困济危雪中送炭,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,你就是英雄。

  我现在写本自传,取名《言归正传》。说了一百多套评书,老是别人的故事,到这儿言归正传,说说自己。从日本人、国民党那年代过来,经历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走到今天,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,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,我觉得还是有益。动笔太累,我还是习惯说书,口述着录下来,让助理整理成文字,有30多万字。完了我一看,人生其实就一个字:熬。

  采写/新京报记者 武云溥 人物摄影/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

  图片提供:中国工人出版社《言归正传:单田芳说单田芳》《乱世枭雄》(全四册)《单田芳自选集》《白眉大侠》(全四册)系列丛书

  (采访及拍摄于2010年12月,部分内容摘自《言归正传》)

  单田芳大师非常喜欢红色,认为红色很时尚。

  单田芳大师,20岁拿起惊堂木,三尺台前说三国话隋唐,600多家电台听他讲英雄好汉、才子佳人,一讲就是64年。老先生爱好广泛,虽然从事的是传统曲艺,但在生活中却是紧跟时代潮流,喜欢喝花茶看韩剧,尤为欣赏迈克尔·杰克逊。他曾说过:“人生在世难难难,苦辣酸甜麻涩咸,起早贪黑为张嘴,争名夺利不停闲。”话音落处,我们仿佛又听到那一句熟悉的“要知详情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”。

  成就

  ●用曲艺圈的行话来说,单田芳是“门里出身”,或者说是曲艺世家,他的祖父、父亲、母亲、伯父、叔叔、三个舅舅也都是搞曲艺的。而他的母亲王香桂是东三省有名的西河大鼓艺人,临产的那天还在台上说着《杨家将》,单田芳差点就降生在书台上。

  ●独特的嘶哑嗓音成了单田芳说书标志性的特点,业内称这嗓音为“云遮月”,唱戏的周信芳也是云遮月的嗓子。什么叫云遮月?云遮月就好像挺明亮的月亮叫云彩给遮上了,就是形容声音嘶哑,不透亮,还有点声,但不亮了。

  ●据说曾经有一位听众给单田芳写过一封信:“您的‘单’字,按繁体字(單)其中有7个‘口’字。‘田’字又是5个‘口’字组成,再加上您本人一张口,一个人就占了13张‘口’,难怪别人说不过您。”

  ●单田芳回忆起当年演出说书胜景,“因为那时候十年禁锢,一旦开放,评书那太受欢迎了。我也带着一支人马转战南北,出去演出。后来一看我们这种演出比那茶社的效益高得不成比例,茶社100多人,卖票还特别便宜,就那么一点收入。我们这个出去一趟收入多少钱哪,净走大剧场了,甚至有时候剧场装不下了在体育场,这一下就装上万人。现在是不好使了,那时候太缺娱乐了,老百姓特需要,我现在都纳闷,我说那阵儿就一个评书,一个人在那儿白话,怎么能上万人都去听?怎么可能的事呢?而且那些人都雷打不动,特别热烈。现在只能作历史和回忆了,再不可能出现那种现象了。”

  爱好

  ●单田芳非常喜欢唱臧天朔的《朋友》,“这首歌很真诚、很有感染力”。

  ●他很喜欢写博客,“在博客中与网友交流感受,分享快乐”。

  ●他很喜欢红色,觉得红色很时尚,而且也有很多红色的衣服,“摄影师说我穿红衣服最上相,我自己也特别喜欢。”

  ●他经常关注韩剧和港台剧,这让他感觉耳目一新,还特别喜欢韩国演员张东健,“他的文雅举止和能说话的眼神都是演员功力深厚的体现”。

  ●他极为欣赏迈克尔·杰克逊,“迈克尔·杰克逊那一扭,扭得你神魂颠倒。他在欧洲(演唱会)现场一出现,嗷,昏过去一百多个,大部分是妇女,纷纷抬出会场。”谈到有关迈克尔·杰克逊的谣言真相大白,他非常高兴,“希望那些闲言碎语不是真事,因为对于那么一个大人物,这太埋汰了太有损形象了,终于水落石出,都是陷害。”

  ●单田芳还有一个被“逼”出来的爱好——写字,他风趣地说:“是因为总是有人想让我留下笔迹作为纪念,为了不至于太丢人,才被迫养成了练字的习惯。”但他笑谈自己的字体是“随性体”。“一把年纪了再拜师学字也没必要了,还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。”

  ●单田芳作息很有规律,他早晨5点就起床,他说这时他的精神最好。先沏杯花茶,开始静思一天要做的事,然后读书、吃早点,接着就是准备些评书段子,下午则几乎安排的都是外面活动。紧张忙碌的生活,让他无暇思考该怎样养生、保健,“顺其自然不强求”也就成了他的习惯用语。

  ●单田芳非常喜欢喝花茶,其他茶则一概不沾,甚至某次有“拼命三郎”之称的导演张纪中买好机票邀请他一同到武夷山品大红袍,他都婉言谢绝。而多年前一次到南昌录评书,他还特意带了一斤好花茶以备不时之需,可主办方又约他补录了《三侠五义》、《薛家将》等节目,花茶喝完了,他到处去买也不见踪迹,只得临时以南方的大叶茶对付,“弄得很长时间嘴里都不是味,回北京后赶紧再换回花茶,感觉还是花茶香呀!”

  ●单田芳爱旅游,喜欢吃各地小吃,像天津狗不理、大麻花,南京夫子庙的香干、香豆等,“见了就流口水”。而最令他魂牵梦萦的则是东北的切糕、酸菜汤、大煎饼,“这些东西既实惠好吃,又有营养”。但他最发憷饭局,面对人情往复的推杯换盏,常感觉索然无味,每次硬着头皮挨到曲终人散,他便赶紧一溜烟儿往家跑,“回来找补点儿粥,就点儿炸馒头片,吃点儿老咸菜才算吃饱。”单田芳发憷饭局,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怕喝酒,“一喝酒浑身就烧得慌,”据说他年轻时的一次出差,在火车上吃烧鸡喝啤酒后,“连汤带水”都吐了出来,从此他基本不再沾酒水。

  ●2012年冬天,单田芳带病在家中为某一档特别节目录制主持词,录制过程中,单老用慢悠悠的“评书体”评点当年的娱乐圈大事儿,言语轻松俏皮。但当说到“江南Style”时,单老却NG了好几遍。在终于通过后,单老自嘲说:“话说这英语发音拐弯太多,单某实在绕不过来。元芳,此事你怎么看?”

  感悟

  ●单田芳曾说过:“说书有那么一句话,当断不断,必留后患。大丈夫不能犹豫不决,一旦看准这个事,就得下家伙。有四步我挺骄傲,都是果断地决定,而且毫不动摇。”

  “第一就是我当时抛弃大学说了书,这条路走对了。我念了大学,不会像今天生活这么好,知名度这么高。”

  “第二个,我全家被遣送到农村,受的那罪一言难尽。我要继续在那儿,我就得死。本来我很胆小,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,冒着那么大风险我敢出走,当时的话就是逃跑了,你说那时候没有粮票怎么活着?没有钱怎么活着?顶着逃跑的罪名叫人抓住了怎么办?我这第二个决定是正确的,冒的风险值得。”

  “第三个,我复出说完《隋唐演义》,全国家喻户晓,单位给我涨工资、分房子,又是鞍山市政协常委,又是先进工作者,那桂冠就都来了。就在那个时候我毅然作出决定,我得提前退休。不想干了。那时候很多同志都不理解,怎么不干了呢,正青云直上的时候啊,还有你这么好的吗?当时我看这个形势的发展,多少家电台请我录书,我没有时间,我是单位的人。另外那时候我给他们出版的《三侠剑》、《童林传》,没有一套书不超过百万册的。咱们也不是什么上乘的文学作品,但老百姓渴望读这种故事书。所以有的出版社就说,我们把你包下来,你会多少,我们就出多少。你就住下来写吧,你写不过来,你就叨咕,我们找几个笔杆子给你记录下来,马上就出版,就这么快。可都跟我们单位顶牛。我不可能甩开膀子不管单位了上这块儿干去,我说熊掌和鱼不能兼得,所以权衡利弊,我不能干了,我提前退休。”

  “再一个我退下来以后,1993年,北京电视台接我来录评书,新认识的一些朋友说你就在北京落户得了,凭你的知名度闯个天下不成问题。说成立个单田芳艺术公司得了,就弄评书,现在评书这么受欢迎。我回去动脑筋了,我一分析这形势,可能这是个好事。后来我就毅然做了决定:行!同意了。从那天开始,1994年,谈笑之间把这事拍板,过几天营业执照下来了,就开张了。你说这事情!所以我回过头再一看,这个决定也是正确的,一直保持到今天,我们这个公司运作得还不错。”

  其实单田芳的公司经营并不太如意,卖录好的书、拍电视剧都不算成功,但是他说起来这些很云淡风轻:“我说算了,咱们哪,取短处放弃了长处,咱的本功就是说评书,结果去整电视剧,咱都是外行白帽子,又不懂得经销,打不开市场,这不是自己去找倒霉吗?干脆还回来干本行得了。走了很多弯路,碰碰碰,最后走顺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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