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大夫的文化投资

发布时间:2018-07-27 14:51:35    |    来源:中国网正在上演    

(仇英《竹院品古图》)

本报记者 李屹

今年的嘉德春拍讲堂,特邀了中国传统文化学者、收藏家刘锡荣为大家带来《文人与燕居生活——士大夫的文化投资》讲座,围绕这个主题,他与大家一起深入探讨了士大夫收藏与中国收藏文化。

文人收藏的背景

士大夫是古代中国对于社会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统称。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,同时又是社会上文化、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。在中国,文人收藏有着悠久的历史,每个时代的士大夫对艺术品有不同的收藏观念和审美趋向。收藏传统形成金石、文玩、钱币、书画、书法等等,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士大夫们的收藏也有所不同。

在艺术史上,宋徽宗宣和年间,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。除了器物考古学领域出了《宣和博古图》之外,绘画艺术领域则有《宣和画谱》,书法艺术有《宣和书谱》,茶艺有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,棋牌艺术有《宣和牙牌谱》,玩赏石类收藏有《宣和石谱》。宋代是中国士大夫收藏热最重要的朝代之一,其表现有三。

宋人说收藏,有一个专门的名词:“博古”。考“博古”之意,既有鉴赏古器、古玩的意思,也包含了“博古通今”的意义。作为收藏热的体现,宋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的“博古图”。宋朝博古图主要有两大类,一种是金石学著作中摹绘古器形制的插图;另一种是描绘收藏者鉴赏文物古玩情景的卷轴画。除了宋代之外,在之后的晚明社会中的收藏热上也多有博古图轴问世,如仇英画有《竹院品古图》,崔子忠画有《桐荫博古图》。

宋代收藏热的另一个表现,是出现了热闹的古玩市场,古器成为价值不菲的商品。据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,宋徽宗宣和年间,因皇家“尚古器”,士大夫之家竞献所藏文物,“而好事者复争寻求,不较重价,一器有直千缗者。利之所趋,人竞搜剔山泽,发掘冢墓,无所不至。往往数千载藏,一旦皆见,不可胜数矣。”

宋代收藏热的第三个表征,是涌现了一大批收藏家。名单我们能够列出一长串:刘敞、欧阳修、夏竦、李建中、吕大临、王晋卿、李公麟、苏轼、米芾、赵明诚、贾似道、洪迈、赵孟坚、单炜等等。这些收藏家收藏的也不一样,刘敞藏有“先秦鼎彝数十”;欧阳修“喜集往古石刻”;米芾“遇古器物、书画则极力求取,必得乃已”。

政治经济决定收藏市场繁荣

除了文化,经济与政治也是影响收藏市场的重要因素。知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先生曾经提出:“从中国书画鉴藏史上讲,中国有五次收藏高潮”,第一次是宋朝,第二次是明朝,第三次是清代乾隆年间,第四次是清末民国时期,“以1993年中国成立收藏家协会为标志,中国进入了第五次收藏高潮”。

宋代是我国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个高峰,重视收藏的庶民化、艺术化和商品化。当时汴京颇有名气的潘楼下面热闹非凡,大相国寺更是商贾云集的中心市场,也就是古玩书画文物的专业市场。民间流行金石书画的赏鉴收藏,已有古董行。并且,在宋朝对于物权归属的立法,居民在官地或自家土地发现地下“宿藏物”,可自动获得其所有权:“诸官地内得宿藏物者,听收”;如果在他人土地发现“宿藏物”,则需与业主平分所得物的价值:“凡人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者,依令合与地主中分”;如果发掘到国家保护性文物,则要求送官,官府再给予相应的报酬:“得古器锺鼎之类形制异于常者,依令送官、酬直。”这些立法规定,构成了宋代文物交易的法律基础。根据法条,“形制异于常”的保护性文物是不准许自由交易的,但一般的古器珍玩,显然可以自由流通于市场。这样的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藏热。

而清代,无论是收藏还是对藏品研究,均超过前代,成为中国收藏发展史中又一个重要时期。乾隆皇帝嗜玉成癖,尤其喜好“三代”玉。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,多数是乾隆时期收集的。清代的民间收藏也很兴盛,从贵族官僚到殷实富户,都以收藏古物为时尚。

士大夫的收藏文化

有别于帝王收藏,士大夫玩收藏追求的是博古通今的学术趣味,是士人生活的格调展示。他们在休闲、举办雅集与音乐会的时候,往往都会陈列古董,以供清玩。而从刘松年《博古图》、《围炉博古图》又可看出,宋人在鉴赏古玩的时候,又会摆上茶具,煮水品茶,好不清雅。

清朝梁清标是历史中最重要的鉴藏家之一,同时也是清朝四部尚书,任职长达四十余年。作为士大夫,梁清标的收藏可谓是“大咖中的大咖”。大咖到什么程度? 比如,晋代陆机《平复帖》,王羲之《兰亭序》(张金界奴本),唐代杜牧《张好好诗》,颜真卿《自书告身》和《竹山堂联句》,宋代苏轼《洞庭春色赋》《中山松醪赋》、《归去来兮辞》,黄庭坚《阴长生诗》,米芾七言诗,蔡襄《自书诗》,元代赵孟頫《洛神赋》《常清静经》《黄庭经》等,这里每一件放在今天都是震烁古今的珍品,而这些,全部都是梁清标的藏品! 而且,朋友和门生满天下的“梁相国”,为了“益街坊”,让同好看到自己的秘藏,还请金陵名工把上述宝贝精心摹刻成《秋碧堂法书》八卷。

那士大夫是怎么做到把这么多稀世珍宝都纳入囊中的?

首先,动荡时期一向都是“捡漏”的吉时,很多藏品飘零聚散。

第二,清朝的新皇帝们喜欢发点“年终奖”“绩效奖”。顺治、康熙等皇帝动辄拿宫中收藏过的书画来赏赐臣子。

第三,当时同事之间、上下级之间以及朋友之间,也常有藏品的流动。研究资料显示,“曾在康熙身边当御前侍卫的纳兰性德,他的一部分藏品在去世后即转到梁清标的手上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阎立本《步辇图》卷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文人收藏趋于没落

士大夫是收藏的半边天,从古代到近现代的民国都是这般。民国时期,我国精英层面由官、商、仕组成的结构非常明晰,其中官员出身的54人,商人背景的97人,而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艺术家,有167人之多。所以称中国的高端收藏为文人收藏是有根据的。

由这一信息大抵可推算出如下事实:一是文人在当时收入颇丰,买得起文物和艺术品;二是文人之间的交流频繁,也有条件接受其他文人尤其是书画家的馈赠;三是当时的文物艺术品确实便宜,不少教授、画家可以跨过资金的门槛成为收藏家。

这么多的文人进入收藏队伍,自然大大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收藏水准,文物为文化事业、为研究学问、为提升自身修养服务的特点就更为明显。由这些人加上儒官、儒商组成的收藏结构,则更受到社会的尊敬,谁也不会小觑。比如吴湖帆、徐悲鸿先生,因为收藏品丰富,一则为国家抢救了很多文物;二则由于他们的研究和学识,鉴定了真伪,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见解;三则也为他们成为大画家提供了艺术涵养。

1949年以后,中国内地的博物馆重建,很多也是得益于藏家尤其是文人收藏家的捐赠、转让和贡献,他们每家每户都是优质文物的蓄水池,在国家需要的时候,则汇入大江、大河,支撑起了国家的收藏事业。如今的艺术市场价格暴涨,这几年虽有回落,但好东西价格还是不便宜。以2011年为例,拍品均价30多万元一件,哪里还是文人能承受得起的?很多大学教授喜欢文物,但以他们的薪水及收入,只怕是无法涉足。文人淡出收藏圈,是令人痛心和遗憾的,因为它会使收藏界的结构单一,人文气息和素养下降,逐利性上升。今天许多人跟风玩收藏,恐怕也是抱着捡漏发财的功利之心吧。

○相关链接○

刘锡荣:著名文化学者、收藏家,师从汪曾祺、沈从文先生,在中国传统文化、古代艺术品收藏、研究方面有成效。且所著书均被中国国家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、清华、北大等文博研究机构、各省图书馆编目入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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